霪雨霏霏的日子里，人总是容易念旧。

过年期间，我拜访了一位老友。初识那年，我六岁，他七岁。过去二十多年里，我们一直是彼此生命中最要好的朋友——至少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

说起我们的相识，颇为有趣。在那个天真烂漫的年纪，他凭借家里开杂货铺的便利，用几包小零食、几个小玩具，便轻易赢得了我的友谊。

我自认并非见利而为之人，与他结交，更多是出于性格与气质上的契合。当然，那时的我全然不会有这般深刻的认知，只是凭着孩童的直觉，笃定地觉得：我和他玩得来。

我们两家同属一个行政村，却分属不同的自然村——他在坡上，我在坡下。在我们友谊日益深厚的那几年，那条数百米长的缓坡路，默默见证并承载了这份情谊的萌芽与生长。

平日在学校，我们形影不离自不必说；到了周五放假，便会早早商议好：这周末去你家，下周末去我家。

于是，便有了那些令人难忘的日常：这周末，我们家多添了一个蹦蹦跳跳的身影；下周末，他们家也多了一个叽叽喳喳的伙伴。

两家大人对我们情同手足的关系颇为欣慰。无论我去他家，还是他来我家，大人们总能用心款待——既有发自内心的热情，又没有刻意客套的生分，那种自然而然的亲近，仿佛我们本就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弟。

02

上初中以后，分班将我们暂时隔开。

这种隔离，仅局限于学业之间：他不知道我这节上什么课，我不知道他受到了哪位老师的表扬或批评。但这种信息的闭塞极为短暂——无论是课间休息，还是上下学的路上，我们依旧会黏在一起，絮絮叨叨分享当天的见闻与心事。

中学离村子有近一个小时的往返路程，为了方便上学，两家几乎同时提出，要给自家孩子买一辆自行车。

很显然，这种巧合并非我们向大人索求的结果，更像是两个孩子之间的默契，悄悄投射到了两个家庭身上。

他们家给他买了一辆灰色的加梁自行车，我们家则买了一辆绿色的轻便自行车。新车到手的那天，两个少年抑制不住心底的兴奋，在尚未铺装的土路上，一遍遍磨炼着车技，笑声顺着风飘出很远。

然而，很快就发生了一件让我尴尬的事。

我们家的自行车，并非单独为我而买，还被用来哄大姐的孩子。于是，新车买回来没几天，车后座上便加装了一个又大又丑的塑料座椅。

那个座椅，在某种程度上刺痛了我敏感的自尊心。我不愿骑着这辆车去学校，承受同学们的围观与议论，于是宁愿放弃这份到手的便利，依旧像以往那样，步行上学。

他知道后，没有嘲笑我，也没有劝说我，只是默默告诉我：“每天早上，我准点在坡下等你。”

从那以后的几年里，我们便共骑一辆车。每天站在坡下等他，成了我生活的日常。有时不需抬头，只要听到那声尖利的刹车声，我就知道，他马上要从坡上冲下来了——那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默契信号。

03

高中分科，他选了文科。

在女生如云的文科班，他凭借骨子里的正直与贴心，很快收获了不少女生的青睐，也迅速谈起了恋爱。

他并非重色轻友之人，对于他在热恋期间与我的疏远，我更愿意相信，那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。毕竟，在一段新的关系建立初期，人总要多付出一些时间、精力与情感，这时对旧关系的冷落，大抵也是人之常情。我很理解他，因为我知道，若是角色互换，他定然也会这般理解我。

高二那年，命运的风浪猝不及防地袭来。他的父亲在盖房时，从二楼的脚手架上跌落，命虽保住了，却一度濒临瘫痪；也是在那一年，我们家也连遭灾祸——先是父亲做了心脏手术，而后母亲又罹患重病，最终撒手人寰。

家庭的变故，在两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心中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那时的我们，行事尚且稚嫩，在自顾不暇的紧张与慌乱中，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方所承受的创伤与痛苦。

等风浪渐渐平息，两人冷静下来，心底似乎都生出了一丝不满：最好的朋友，没能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。嫌隙，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产生了。

从那以后，那条坡路上，再也看不到他骑行的身影；即便同在一所学校，我对他的境况，也渐渐变得知之甚少。

只在某个周五的下午，我远远看到，那辆熟悉的灰色自行车上，坐着一个扎着马尾的圆脸女生——那是他的女朋友，也是我们之间，渐渐拉开距离的见证。

04

高考的失利，意外地将我们重新聚在了一起。那些心底的嫌隙，在共同的失落与迷茫中渐渐消融，我们冰释前嫌，再次成为了彼此生活的见证者。

只是从那以后，人生便像是按下了加速键：我们一起去城里读书，几年的时光倏忽而过；毕业后，我参加工作，去了外地；他则留在西安，尝试创业。

创业失败后，他也步入了职场，开始在全国各地辗转奔波——这里待三个月，那里待半年，从西北到东南，从内陆到沿海，从平原到深山。

偶尔的聊天中，我从他只言片语的分享里，窥得他生活的精彩，心底却也生出一阵莫名的落寞。这种落寞，并非源于彼此境遇的落差，而是一种深深的感慨：曾经形影不离、无话不谈的两个人，如今只能通过零碎的话语，拼凑对方的生活样貌，再也无法真正走进彼此的世界。

期间，他结了婚。因为口罩原因，我没能回去参加他的婚礼，只能在手机里，隔着屏幕送上祝福。

而后，我陆续听说他买了房、买了车，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在他人生最困难的阶段，曾找我借过几次钱，我虽每次都尽力伸出援手，却总也找不出时间，和他好好促膝长谈——不是他没时间，就是我身不由己。

我不知道他在那些年里，具体经历了什么，遇到了什么样的人，看过了什么样的风景；而同一时空里，我的遭遇，他也同样不甚了解。事业的困苦，前路的迷茫，情感的起伏，无数个深夜，我想找人倾诉，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，永远是他。

那时候，我把朋友看得很重，固执地认为，只有在最好的朋友面前，我才能卸下所有伪装，肆无忌惮地谈论自己——谈自己的失败，谈自己的不甘，谈自己的怯懦，也谈自己那些不切实际的野望。

我猜，他或许也有同样的想法。只是这一次，和十多年前一样，我们又一次，没能承接住对方的期待。

05

再次来到他们家，他的父母依旧像从前那样热情。两位老人笑着说我胖了些，我也从他们眼角的皱纹、鬓边的白发里，看到了岁月留下的痕迹。

这是我和他时隔两年来，第一次见面。我不知道，他早已离婚，换了好几份工作；他也不知道，我已经辞了职，在四川生活了小半年。

我们对彼此的境况感到讶异，接着便是一阵唏嘘，感叹时间的易逝，感慨人生的无常。只是，对于那段亲密无间的过往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——那些曾经脱口而出的回忆，如今再提起，竟觉得有些生疏与尴尬。

交谈的过程中，我分明感受到，我们之间，隔着一道无法愈合的隔阂。这种隔阂，并非源于某种难以消解的矛盾，而是在时光的冲刷、经历的沉淀下，自然而然产生的疏离感。

我清楚地知道，我们的关系，再也回不到过去那样了。这种平静的、无声的渐行渐远，往往比激烈的争吵更令人绝望——它没有对错，没有亏欠，只有无能为力。

鲁迅先生在《故乡》里，写作者与闰土，因为生活环境的迥异、阶级地位的悬殊，多年重逢后，“隔了一层可悲的厚壁障”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认为，那是时代的悲剧，是阶级的鸿沟，而我和他，绝不会走到那一步。

却没想到，有时候，根本不需要阶级与身份的介入，只凭时间与经历本身，就足以筑起一道无形的墙，将两个曾经最亲密的人，隔在两个世界。

三十岁这一年，我弄丢了自己最好的朋友，也弄丢了生命里其他的朋友。

我忽而意识到，无论人生是荣耀、是落魄，还是平庸，到最后，都免不了一个下场——那就是贯彻始终的孤独。

窗外的雨渐渐停了，我的心情，也因为写下这些文字，稍微舒缓了一些。

脑海里，不禁浮现起二十年前的盛夏夜晚：两个少年躺在院子里的凉席上，望着夜幕中点点繁星，你一言、我一语，轮流说着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，眼里满是星光与憧憬……那是属于我们的，最珍贵、也最遥远的时光。